于太过狂热的社会氛围总是会觉得不适甚至畏惧的。而现在报纸上的天天论战，学校里不同的政治派别，这都由不得易之产生了一种恍惚感。他能够想到的最贴近的气氛大概是八十年代从解放思想开始的一系列变化，但是那种情况和如今这样因为皇室军方等等不同势力的交锋而产生的剧烈冲突肯定有所不同，危险度就差了好几层。

　　一旦涉及到这些，易之在进行写作的时候，就常常踟蹰了。

　　说什么文学创作要讲出敢说的话，说什么要敢于说真话，这是一般人能做的事吗？

　　后世一群在键盘上挥斥方遒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所谓“文人”，一天到晚怨社会，好像他们说点反动言论就真的是敢说真话，在为国家着想一样，但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这些人的某些言论破绽实在太明显，根本没人有心思搭理而已。而真正说真话的文人还要倒回去几十年才找得到。

　　譬如巴金，顶着当时还极度浓烈的批判风写《随想录》反思过去十年的错误，因而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但是巴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至少对他本人发表言论有很大的保护。相较而言，再往前，邵飘萍说的是真话吧？下场如何？

　　都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易之自认为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一般人，他很看重自己的生命。而另一方面对于现在这个国家某种程度上说的思想混乱，实际上他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从没有接触过真正政治的象牙塔出身的家伙，生活在没有皇室的国家的家伙，通过书本上的三言两语判断过去历史的家伙，他凭什么对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判断，并且认为自己说的话是对的？既然没有这个资格做判断，胡说八道什么？

　　典型的文学青年心理让易之内心存在着想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意愿，也觉得自己这样的文化人还是很重要的。但是经历过对于某一类文人的批判，甚至于是穿越小说中间对于只会嘴炮的旧文人的分析，不算个炮仗脾气而且还能够反思自己的他内心很清楚自己的斤两。

　　第一，他对现状并不真正了解，针砭时弊都说不到点子上，随便沾染政治是一种不负责。

　　第二，他的确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远见，但是现在随便说话的话很可能被人利用。

　　第三，很大一部分普通人开始跟着他的思路走了，而皇室和军方因此而越发看重他。

　　如果易之不是现在这个脾气，在朱怀仁说了那些话之后，说不定会觉得很骄傲？能够在穿越过来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几乎说是混得风生水起，足够让一个人自傲了，然后就能够不过脑子地用后世的眼光在这里随便说话，好像以为自己说的就一定正确一定会被接受，然后被现实狠狠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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