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淞地区，而这一地区也同是丝绸的产地，这就出现了桑稻争田的矛盾。桑蚕业有推动了纺织业，纺织业发展最终演变为城镇化和资本主义萌芽。

　　蚕桑和丝织业中心，基本集中在江南一带，且分布较广，诸如太湖流域和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都开始大量出现丝织业市镇。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象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原为一个荒村，弘治初年居民也不过五、六十家，可谓荒凉而普通。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当地居民，开始大量从事丝织业，到嘉靖年间，就已发展成市，至万历、天启间，则更是成为全国闻名的丝业巨镇。

　　据当年欧洲传教士记载，仅松江一地（现上海和苏州）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纺纱工人，这个庞大的数字，几可与早期进行工业化的英国相媲美。

　　这样的转变，从人类的趋利性角度来讲，其实很好理解。

　　一家农种一亩田，如果是种稻，得米三四石，不过三四两银子，若是种桑养蚕，得丝一担，就是三十几两银子，即使朝廷收米为税，买米上缴，就他个人而言，收入也远远高于种稻。这样，自然而然，他就会转向种桑蚕。

　　而这样的城镇化，则导致明朝江南的粮食逐年上涨，当然，相比种田，江南地区人民的收入，也对应上涨，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大的危害。

　　只不过，这粮食涨价的幅度，却是越来越快了，最终达到了民众难以忍受的程度。

　　在明史研究的全国米价表中，17世纪20年代的平均米价，已达到了17世纪10年代的1．6倍，显示出了急剧的上涨趋势。而人民的收入增长，则是远低于此数。

　　人是铁，饭是钢，收入不增，这粮食却还是得吃。那么，没有钱，吃不起，怎么办？

　　那就抢呗。

　　崇祯时期，仅在苏州和松江府等地，就多次爆发抢米风潮，抑或者抗租，还有人起义造反。

　　看明史记录，崇祯11年8月，洞庭东山的盗贼谋划起事，被巡抚都御史张国维镇压，后来余党又再次起事，仍然被制伏。

　　同年11月有奸恶借蝗灾为谣，讹言倡众抗租，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千余人聚集焚庐劫资，终被知府牛若麟镇压。

　　崇祯13年6月，苏州府城发生抢米暴动。

　　崇祯14年正月，苏州府城的市民暴动抢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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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明史记录，真真让人望之叹息。

　　那么，1640年苏州的大米有多贵呢？100个铜钱一斤，也就是大约50-100元人民币一斤。

　　想想吧，一个3口之家，每月要花3000元人民币买米，一个月的食品成本就到4000元以上，那是个什么概念，说是仅仅为了吃饭而活着，亦不为过。

　　所以，粮食危机的本质，是粮食的生产不足，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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