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徭、赋，世世无所与。”事实上，这些条例，除了朱元璋一朝外，从未得到过真正实施，而到明朝晚期，凤阳当地的境况，更是日渐恶劣。

　　自从这里出了个朱皇帝后，各种造作、差役多如牛毛，把凤阳的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以一日一家而当七役，仍且不免于鞭朴。”农民们“竭力一年之耕”，好不容易打下一点粮食，里役就随踵而来，“一不与则系累其颈，再不与则倒悬其躯，三不与而妻子者移易于他室。民即呼九天，而堂上万里，岂能闻此莫愬之小东乎？”而最令人可悲的是，这些普通百姓的疾苦，即便上达天聪，也不会得到朱家皇帝的同情。

　　崇祯四年十一月，南京礼部右侍郎钱士升奉命祭告凤阳皇陵之后写的奏疏里，就报告了凤阳地区衰败的景象：

　　“凤阳号称帝乡，……臣入其境，见土地多荒，庐舍寥落，罔陵灌莽，一望萧然。尝咨其故，皆言凤土确瘠，在江北诸郡为下下，民居皆涂茨。一遇水旱，弃如敝屣，挈妻担子，乞活四方。而户口既以流亡，逋赋因之岁积。催征则绝其反顾，招集又疑为空言。有司束于正额，不得不以逋户之丁粮派征于见在之赋长。于是赔累愈多，而见在者又转而之他矣。此田土所以日荒，户口所以日耗，正额所以日亏，宿逋所以日积也。……不意祖宗汤沐之乡，乃有竭泽露根之象，心窃伤之。……今天下赋重政苛，民穷财殚，……而臣谓发政施仁，宜先帝乡。即特为蠲减，不过太仓之稊米耳。”

　　应该说，钱士升的请求并不高，在又有太祖谕令的情况下，蠲减凤阳的赋税，应该是最正常不过，也相当合理的事情。可是，崇祯皇帝却并不同意，反而严词训责钱士升危言耸听，并说自已“其周恤民瘼事情已有屡旨”这类空话。

　　其实皇帝的真实心思是，他唯恐凤阳开了先例，减免钱粮的话，各地起而效尤，那现在正在拼力搜刮的三饷，可就成了大问题了。

　　朝廷既然不肯开恩，贫苦百姓没有办法，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流寇身上。就在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围攻颍州的时候，“凤之穷民，远几百里相邀，具以册授贼：某家富厚，某处无兵。于是，贼遂拥众焚劫，震动祖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流寇的迅速发展壮大，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明朝自已失了人心，以至连太祖皇帝的家乡民众，都开始反抗这个朝廷。

　　想到这里，杨一鹏一声长叹，轻声念了一句：“国不知有民，民乃不知有国矣。”

　　不多时，杨一鹏兵马到达凤阳，见到形如废墟一般的中都，杨总督不由得又是一番感叹。

　　杨一鹏原本以为，现在自已要做的，只是收拾残局，同时静待朝廷发落，却没想到，自家的军兵只入驻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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