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禁军们驻守长安，应时点卯与操练之外，很少负责具体的战事任务，甚至就连日常的起居行止都大受限制。而且作为京营将领，与人接触交谈时都要小心翼翼，有着各种各样的忌讳。

　　这样枯燥且紧张的工作，王孝杰也大感吃不消，更不要说上面还有一个张仁愿日常瞪眼寻觅他的错误，任何一点小小的疏忽都会被其人大加斥问。

　　这么一想，对于今次的职务调整，王孝杰也是大感满意。而这也并不是王孝杰单纯的自我感觉良好，圣人对于王孝杰今日的表现同样颇为满意。

　　李潼倒不知王孝杰会见吐蕃使者的细节，但有关审清在京诸蕃胡宾使的奏报却在午前就摆上了他的案头。看完之后，李潼也是深表赞同，并即刻加以批复、让鸿胪寺尽快执行。

　　他所赞赏的自然不是王孝杰生财有道，就算王孝杰请客、能够搜刮到的油水也是非常有限。

　　大唐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帝国，居住在京中的胡人数量自是不少，虽然说后世言及这一光景，常常会将这些胡人们与商贸、珍宝联系起来，认为这些胡人哪怕社会政治地位不高，但却一个个都富得流油，否则又怎么会不远万里的入唐并定居长安？

　　但这也实在是一种误解，活跃在长安的各地胡商数量虽然不少，但在定居长安的胡人群体当中实在是少得可怜。绝大多数客居长安的胡人，不独社会地位低下，经济状况也是堪忧，许多都沦为赤贫。

　　毕竟大唐国民即便无一所长，但还有宅地、耕田等保证，还不失宗族亲友们的帮衬扶持。可是那些胡人们却没有此类的保障，哪怕是出卖劳力为佃为役，也只能充当最低级的杂佣。

　　就算王孝杰所针对的目标并不是普通的胡人，而是胡人当中相对而言还算比较有势力、地位的一个群体，但这些人常年客居长安，部族疏离，不务生产又不在朝任官，这么多年难免坐吃山空，却仍眷恋大唐的繁华而不肯离去。

　　这一点，就比较类似于后世某一时期许多人向往外面的生活、为此甘愿放弃已经在国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地位。

　　李潼倒是并不反感这些胡人定居长安，但前提是要做出相应的贡献。要么你有一技之长、才能不俗，要么行囊丰厚、消费水平够高，既无才能、也无财富，你还可以卖国呀。

　　比如吐蕃人、以及从漠北逃亡而来的突厥人，可以大肆在胡人群体当中宣扬吐蕃与突厥是多么的衰落不道，以此来激发民众们的愤慨，同样也算是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可是就有那么一批胡人，他们是既没有任官的才能，也没有拉动消费的财力，甚至就连卖国的手段和资本都没有。这样的人，除了增加坊间治安隐患之外，留着又有何用？

　　在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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