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的措施，到那时……就只能怨您自己了！”

　　屋里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就连正在哭着的孩子们也住了声。索尼娅站在那里，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看着卢任，什么也不能回答。她似乎还没听懂。几秒钟过去了。

　　“嗯，那么怎么样？”卢任凝神注视着她，问。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最后索尼娅用微弱的声音说。

　　“不知道？您不知道？”卢任追问，又沉默了几秒种。“您想想看，小姐，”他严厉地说，不过好像仍然是劝说的口吻，“好好考虑考虑，我同意再给您一些考虑的时间。您要明白，如果我不是这样深信不疑，当然，凭我的经验，我决不会冒险这样直截了当地归罪于您；因为像这样直截了当公开指控别人，然而是诬告，或者甚至只不过是弄错了，在某种意义上，我是要负责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因为需要，今天早上我把几张五厘债券兑换成现款，票面总额是三千卢布。这笔帐已经记在了我的皮夹子里。回家以后，——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可以作证——我开始数钱，点出两千三百卢布，放进皮夹子里，又把皮夹子装到了常礼服侧面的口袋里。桌子上还剩下大约五百卢布现钞，其中有三张票面是一百卢布的。就在这时候，您来了（是我请您来的）——后来您在我那儿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很窘，谈话中间，您甚至曾三次站起来，不知为什么急于要走，尽管我们的谈话还没结束。对这一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都可以作证。小姐，您自己大概也不会否认，不能不说，我通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把您请去，唯一目的是为了和您谈谈您的亲属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处境（我不能来她这里参加酬客宴），而且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做点儿什么对她有益的事情，譬如募捐、抽彩或者其他这一类的事情。您向我道谢，甚至落泪了（我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都说出来，第一，是为了提醒您，第二，是为了让您明白，就连最小的细节我也没有忘记）。随后我从桌子上拿了一张十卢布的钞票，以我个人的名义送给了您，作为对您亲属的第一次帮助。这一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都看见了。随后我把您送到了房门口，您一直还是那么窘，——在这以后，就只剩下了我和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两个人，我和他谈了大约十来分钟，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出去了，我又转身回到放着钞票的桌子跟前，想把钱点一点，照我早先打算的那样，把它们另外放着。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其中一张一百卢布的票子不见了。请您想想看：无论如何，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我是决不能怀疑的；就连作这样的猜测，我也感到可耻。我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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