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应允后，有感而发道：“高先生大展拳脚、勇往直前的豪气，真让人羡慕啊。”

　　高弦观察了一下霍应东的神色，感觉他确实是在抒发自己此时的心境。

　　对此，高弦倒是颇能理解，

　　因为，在一九六七年之前，霍应东在香江商场，绝对称得上意气风发，纵横捭阖、从未失手；但在一九六七年之后，霍应东明显遭到打压，不得不隐藏锋芒、低调行事。

　　有两个例子，最能说明霍应东的这种处境。

　　第一个例子，是一幢名为星光行的商业大厦，由霍应东和其它几家财团，各自出资七百五十万港元，总计三千万港元，共同兴建。

　　不过，在除了霍应东出资七百五十万港元之外的二千二百五十万港元里，有一千万港元，是由霍应东做为担保人，从惠丰银行贷的款。

　　换而言之，在星光行的投资上，霍应东总共承担了一千七百五十万港元。

　　这一方面反映出了，霍应东的财大气粗、资金充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霍应东对星光行的看好。

　　可惜的是，自此开始，霍应东遭到了毫不掩饰的打压。

　　首先，米国驻香江领事放话，星光行的租户，无法购买，包括收银机在内的所有米国商品。

　　这招一出，星光行的招租运作，顿时为之一顿。

　　霍应东的应对方法是，降低租金，每呎只要九毛钱。

　　果不其然，租户又被勾起了兴趣。

　　米国人出过场了，英国人自然跟上。

　　香江电话电报公司发出通知，星光行租户的电话开通时间，无法得到保证。

　　连基本的电话业务，都不能开通，租户们自然彻底打了退堂鼓。

　　局势发展到这里，星光行的股东们，就不想耗下去了，赶紧卖掉这座商业大厦，一了百了。

　　按理来说，以霍应东的财力，直接买下其他财团的股份，再自然不过了。

　　不过，有股东不同意，原因极具“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之特色——本来大家是地位平等的股东，可一旦霍应东收购全部股份，那其他股东岂不是一下子显得不如霍应东，地位上矮了一截！

　　于是，置地公司以“友邦”的角色出现了，出价三千七百五十万港元，收购星光行。

　　结果，收购到一半，置地公司又出了损招，只能先给一千七百五十万港元的现金，剩余的部分，则用商业本票欠着。

　　可以说，霍应东不但被打压得损失惨重，还以一种屈辱的方式，把星光行拱手让给了置地公司。

　　霍应东遭到明显打压的第二个例子就是，他看好新兴的货柜航运，于是独自投下了葵涌一号货柜码头。

　　这时候，港府提出条件，霍应东要保证，每年在码头停泊至少二十万个货柜，才能发展该项目。

　　要知道，现阶段，整个香江，都没有二十万个货柜。

　　万般无奈之下，霍应东只好放弃已经到手的葵涌一号货柜码头。

　　到此为止，霍应东要是还不明白，自己被美英精准打压，那他的苦头可就白吃了，而霍氏有荣工程公司，承建文莱斯里巴加湾货柜码头及深水港，未尝不是在香江发展空间受限后，到外面寻求突围。

　　高弦琢磨，以霍应东目前的处境，忽悠他到香江之外的“非西方主流”市场投资，应该有很大的实现可能。

　　当然了，霍应东在香江所遭受的打压，并非没有触动，意欲和怡和争夺牛奶公司的高弦。

　　不过，在高弦看来，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让自己成为享誉世界的大亨，进而任何势力动手前，都要考虑所需付出的成本。

　　就像阿莫德·哈默那样，冷战的铁幕，也不能阻挡他穿梭于西方和东方的脚步。

　　有些例外，真实存在，只不过大众不得而知罢了。

　　高弦只要做好这些例外的“搬运工”，便足以创造各种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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