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靖而言，太子秦恒的存在确实至关重要。

　　但就此时的汴京来说，却已经没有时间再去等待秦恒的归来了。

　　每逢家国危难时，总有各式各样的荒谬事情发生。

　　正如五代时期花蕊夫人在亡国诗中痛斥：“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此时的大靖朝廷虽不曾如五代时期的后蜀君臣般直接在城头竖起降旗，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也有着异曲同工的荒唐无稽。

　　是的，代王兵临城下了，大靖君臣都很紧张愤怒；

　　前方战事不利了，大靖君臣也都很焦急担忧；

　　本以为可以力挽狂澜的太子却临战失踪了，大靖君臣更是心慌烦乱……

　　然后呢，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没有一个想着亲上城头去看看这局面要怎么收拾，也没有一个愿意放下争权夺利的心，且将合力抗敌推到最优先级别。

　　他们的优先级别居然是——抓紧时机，为自己所在的派系谋利！

　　崇政殿中，纵然昌平帝祭出了“太子嫡子”这面底牌，也依然无法阻挡众臣推景安王上位之心。

　　当然，昌平帝一方也并不是无人可用。

　　毕竟昌平帝御极多年，对朝廷的掌控力原本也是极强的，景安王不可能将他所有的大臣都给收买去。

　　景安王要真能有这本事，那也不必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发难了，他早就能直接掀翻昌平帝上位了不是吗？

　　只是昌平帝这边虽然也有不少忠心耿耿的保皇党，可一来他自己的身体在急剧衰弱，已经很难再支撑大局，另一方面，太子确实是失踪了！

　　不管怎么说，昌平帝都需要一个继承人。这个继承人如果不是太子，那可不就得是景安王么？

　　总不能是太子妃肚子里那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生的孩子吧？

　　基于这一事实的存在，保皇党们都不由得气弱三分，以至于双方争吵时，景安王一方气焰越发高涨。

　　他们吵得那是真激烈，一个个口称“危难时刻需尽快决断”，可实际上却谁也决断不了。

　　不然怎么总有个说法叫“文人误国”呢。

　　临事无为，牵制弗决，这是许多文臣的通病。

　　重点就在这一个“牵制”上。

　　上到君，下到臣，无不喜欢用“牵制”来玩平衡。

　　在国家环境稳定的时期，这套做法是非常有用的，谁的平衡玩的好，谁就是治国高手，官场赢家。谁的平衡玩垮了，谁就有可能身家性命，裤子脑袋一块儿掉光。

　　可反军都打到城下来了，他们还在玩平衡？

　　那只能说，他们真的是沉浸在大国重臣的往日余晖里，尚且没能回味过来，体会到战争与现实的残酷。

　　习惯了坐在朝堂上便能指点天下江山，又有几人能亲身体会到战场的肃杀，刀枪的叵测呢？

　　太子的失踪对战局的影响比朝堂诸公所能想象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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