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甚至实学，都不用他们管了，那他们存在的价值只剩下道德教化了？
如果是后者，那问题就大了，就需要分析、弄清楚，这种改革为什么在江苏行、在别处就不行？
现在权哲身问出这个问题，孟松麓还是用学派的“标准答案”，回道：“若只说江苏一地，闲民，未必是坏事。”
“知江苏一地，政抑闲民，其义非也。所谓闲民，先儒之谬说，夫闲民不可少也。”
“有闲民，然后佣赁可得也；有闲民，然后行走可得也。”
“闲民者，或助力于农圃；或助力于虞衡；或助力于工商；或助力于刍收。”
“其筋力劳苦，有甚于常职之民。”
“先儒以为，闲民者，身无职名，白日依枕，终岁闲眠，故曰闲民，此真大谬也！”
“先儒枉疾此辈，每欲惩之酷罚，岂不怨哉？”
其实这也算是孟松麓的学派，在对着虚空输出。
先儒所言的闲民，和现在的闲民，本质上没啥区别，但社会基础的变化，使得发生了区别。
什么是闲民？
指的是封建社会里，士农工商等等包括那些贱籍之外的、没有“常”职的人。
按照这个定义，在工厂里做工的，在码头上扛活的，其实都是“闲民”。
说是农，有地吗？
说是商，有产吗？
说是工……工人和工匠小生产者，可完全不是一回事。
没有任何的产业，也没有任何封建社会的传统职业。
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这就叫闲民。
在土地还有很多的时候，对先儒而言，闲民当然是应该去垦荒种地才对。要不闲着在城市里晃荡，也没有个常职，这不是“身无职名，白日依枕，终岁闲眠”是啥？
而现在……实际上从明晚期开始，这个先儒的定义就已经开始有些“和现实脱节”了。
农圃、工商、刍收，都很容易理解。虞衡者，天官大宰的下属官员，掌管山川林泽，官名代指，值的就是林业、林业附属的狩猎、采集、药材等行业。
这番其学派对闲民的“正名”，既是因为学派一贯的思路；也是因为江苏改革的社会现实。
当初李塨琢磨着均田策略的时候，就考虑过。土地其实是不够用的，多出来的人干啥？
那李塨是大顺开国之初的人，那时候百废待兴，商品经济也远没有经过二十多年折腾后的江苏这么发达。
他不是没想过，不能授田的多余人口，便考虑“转业”，为士、为商、为工等。
但那时候，他认为，或者说不只是他认为，而是所有人都必然认为，士、商、工，能容纳多少人？
根本不可能嘛。
也正是因为这个解决不了的死结，使得李塨最后搞出来一个可能他自己都觉得有些扯淡的均田方案，也就是好田五十亩、劣田百五十亩，待劣田变好田再均分五十亩……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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