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季文子推出过类似行动，不等于季文子真的没有推出过，好比范宣子将变法著作藏于密室一样，时机不到，拿出来不合适。有可能季文子也组织编写过内容完整涉及国家与民众生活方方面面的丰富立法内容，但不方便直接拿出，需要藏器待时留作后人用，后人中却没有类似赵鞅、荀寅那样肯宣传范宣子新编刑法条文的贤能执政，所以不了了之——更腹黑些说，赵鞅所出具的以刑法出名的范宣子著作是刻意借助对方生前名气伪造出的个人版本，目的在为能够获得晋国国内某些权势不够硬核的阶层/集体支持自身正卿权威，便利赵氏在晋国中后期的六卿家族博弈中获得主动地位。这样说的话，季文子没有刑法著作岂不是太正常啦~日常颁布少许新条文借助鲁君名义下达，作为一时政令使用，能不能流传到后世完全看单条内容是否合乎后世时宜，国政与政令的关系嘛，修修补补，将就能用就凑合过。何况三桓的命令就是鲁国前进的方向！三桓的家族与亲信占据鲁国的主要财富，局外人的利益之争，可争夺的事物根本也没什么好稀罕的，犯不着专门制定系统性刑法内容适用国政，那样反而不利于季文子率领季氏家族独霸鲁国。

　　至于‘铸刑书’又为什么会引发轰动，这件事只不过是后人眼中儒家门生认定的乱‘礼’行为，败坏了儒家老祖仲尼提倡周礼规范的‘礼治’社会，使整个天下都沉浸在利益的争夺中，败坏了人性中道德的美好，因此要将‘铸刑书’这件事钉在耻辱柱上！这种儒生书生意气陋见本身就在大大的耍流氓——制定周礼的周朝的天下难道是帝纣拱手相让来的吗？丰富和极大完善周礼具体内容、使之成为名传后世典范的周公旦本人没有率军大举东征讨逆就能安定新生周朝吗？‘礼治’的前提是有和谐安定的外部环境，国防建设与霸权没有建成，讲毛线‘礼治’？那么子产铸刑书于鼎一事究竟轰动了谁呢？其好友、晋国公族之后的叔向率先致信谴责。而叔向的屁股坐在哪里呢？叔向本人博文好记，熟捻各国国史，人称‘晋国移动史库’，这样的怎么可能不知道晋国本身就有士蒍作法开始的多次卿士作法传统？难道因为子产作法后首次把内容铭记在作为礼器的鼎器上、破坏了鼎器铭文用来记录的王公卿大夫事迹的传统、使单纯的刑法条文也能被鼎器刻下，就成了大错吗？当然不是这样的，如果子产在将刑法与周礼内容大大有机结合在一起、使新法内容不那么‘刺眼’，叔向也不会在致信子产中提到自己现在从原先的期待落寞失望地一塌糊涂，刺激到叔向的是子产居然在国力蒸蒸日上的郑国推动不利于非公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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