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年代后期，一种个人主义精神出现了，在城市的年轻人当中表现得尤为鲜明。这是一场比邓小平的现代化政策更为深远地背离毛泽东主义的运动，且不是在邓小平的直接吩咐下。这是对各种共产主义的含蓄颠覆，无论是毛泽东的道德集体主义还是邓小平的市场和列宁主义的混合。当邓小平向西方的资本和管理技术敞开大门时，他也许没有料到基督教的思想、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哲学和“资本主义”流行音乐的个人浪漫主义也会通过敞开的大门进来。但事实上到80年代后期的时候具有世界眼光的一代城里人已经出现了，他们的个人想法与中国传统和共产主义都有妞龄之处。

　　但足可惊讶的是，在某些层次毛泽东的复兴也显出了势头。

　　在知识界主要表现为时毛泽东重新研究和撰写有关他的著述，这在80年代始终未辍。由于对历史和文学研究的思想观念控制有所放松，因而毛泽东研究的一些禁区被突破了。出人意料的是，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已经被公开禁止的关于毛泽东某些方面的研究开了绿灯。正如毛泽东的前秘书、历史学家李锐所评论的，《决议》“不是关于毛泽东的研究的结束而是开始”。

　　军方人物和毛泽东的工作人员撰写的回忆录、高层人物的研究传记、以档案为基础创作的作品和党的文献的汇编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了毛泽东的行为和言论。对于毛泽东的描写力求不落入中国历史编幕的传统案臼;在传统的历史编慕中几乎没有关于个人的内容，个人往往只是一个集体中公共价值的具体体观—与其说是一个人还不如说是一种力量。

　　毛泽东曾对他的卫士李银桥说过一番话，这番话也许可以解释我们能够从他身边不同的工作人员知道一些有关他的回忆。

　　他说，“我和我家里的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他接着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可以写，要如实写。”

　　这些20世纪80年代作品的读者了解到了毛泽东作为人而非神的一面:农民式的口味，失眠，为“大跃进”失败而落泪，习惯在堆满书的床上睡觉，在孤独的晚年岁月渴望年轻人的陪伴;也知道了从1953年起作为惯例他年年都要到海边去一次，遥望大海发誓要“解放”台湾;(al知道了他在吃完晚饭后看戏时喜欢松开腰带，有一次看到兴奋时就站起来鼓掌，结果发现他的裤子已经滑到脚深;知道了在1974年做白内障手术时他要求播放宋词。

　　这些20世纪80年代有关毛泽东的新的著述没有超越我在第一版中匀勒的毛泽东的全貌，但改变了毛泽东在中国国内的形象，也改变了中国大小官员们时毛泽东所持的论调。到1988年这些著述引发了新闻界对毛泽东的错误坦率的重新评价。在那一年12月共产党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纪念毛泽东诞辰95周年，这事实上是官方媒体第一次登载毛泽东自己承认他的严重错误的内容。《光明日报》则登出了一篇详细描写从1971年春到毛泽东去世期间他的严重健康问题的文章，其中提到由于吸烟而引起的呼吸疾病。总之，在1989年6月4日这一分水岭之前，对于毛泽东的重新关注是低调的、实际的。强调他作为人而非神的一面，既有魅力也有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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