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而来的第二阶段时间较长，双方相对处于一种均势状态，同时在敌后有小规模的游击战争。这将削弱敌人使第三阶段到来。这时中国人能够进行反攻，并以大规模的常规战代替曾有战略地位的游击战。
在1937-1945年期间，所有这一切都进行得不错。只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在第二阶段并不是削弱日军的唯一力量。
毛泽东在延安写成的很多军事著作都是以他在20年代内战时期的经验为基础的。但是也有新的主题。他很少有宗派色彩，因为在30年代民族危机的关头不像20年代主要是小股势力的农村游击队时期。
他开始像一位世界政治家那样讲话。在延安，毛泽东第一次把世界事务作为他日程表中的一部分。他需要这样做，把中国人民的战争描绘成全球危机的一部分，这对他的事业有利。
毛泽东预见到，西方民主国家反对纳粹德国的努力对他自己的抗日存在着潜在的价值，他的笔雄辩地论证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性。他对西方有时出现的软弱感到焦虑:这会不会使蒋介石感到绝望而去同东京达成密约?他称赞美国和英国对战争做出的努力。一句话，毛泽东赋予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以世界性的意义。
毛泽东开始谈论中国的激荡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他对非洲和拉丁美洲所知不多，但是他看到了正在形成的反对殖民主义要求解放的泛亚运动。印度出现在他的谈话和文章中。这是他后来所想象的第三世界革命问题的第一个信号。
毛泽东此时同外国人没有过多的接触，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就更少了。
实际上，共产国际代表是毛泽东迄时为止打过交道的仅有的外国人。这些人—从鲍罗廷到布劳恩—毛泽东对其印象不佳且关系不融洽。但是毛泽东在43岁和44岁时接触过的西方人(主要是美国人)则与此不同。
中国有一种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吸收并同化杰出外国人的传统。1}世纪时，即稣会的教士来到中国企图使一些中国人阪依天主教，可是他们却慢慢地被中国化—甚至在中国宫廷担任一定的职务。直到教皇警觉地意识到这二点，才改变了这种颠倒的宣讲福音的活动。
然而，在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上有那么多外国人参与中国的事务，可谓空前绝后。首先是20年代共产国际的代表，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延安作短暂逗留的西方人。
一天下午3点钟，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到毛泽东的窑洞接受“会见”。毛泽东一直谈到吃晚饭时才停下来。然后他们走出窑洞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共进晚餐。毛泽东仍然不停地抽烟，斯坦因则继续在纸上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以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的一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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